翁同龢墓在哪_翁同龢墓

1.翁姓的由来

2.常熟有哪些名人？急要他们的资料

3.北京宣武门历史地位

4.光绪皇帝脾气有多暴躁

5.翁同龢的人物生平

6.常熟文化是怎样的一种文化？该如何理解？

翁同龢夫人姓汤名松，字孟淑，生于清道光九年六月十七日（1829年8月5日），卒于咸丰八年戊午（1858年）三月十八日。浙江萧山人。

在筹建纪念馆时，从翁氏故居挖掘发现汤夫人墓碑一方，墓碑长167厘米，宽45厘米。此碑镌刻以后未曾用于汤夫人墓地，碑文作“清削籍大臣翁君妻一品夫人汤氏墓”，为翁同龢生前亲书。

翁姓的由来

他的生平很多人都知道我就懒得说了，不过他的晚年回乡是非常有意思。他在京城的时候倒是没有那么多排场讲究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帝师，没人敢轻视他。但是回乡以后它是各种臭讲究，出门必须坐轿，家里必须有一堆仆人，必须摆足大官回家养老的谱。因为各种乱花钱，没过多久，手头上的钱就花光了。没钱以后他就开始找亲戚朋友借，刚开始的时候亲戚朋友还愿意借。但是很快，这些人就彻底看清了他借钱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排场。这些钱基本上借了，以后他就还不出来。虽翁同龢也写一些书法来换钱抵债，但是他还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花钱的速度。后来翁家的亲戚朋友看见他跟躲瘟神似的，一个个跑得比谁都快。他的钱晚年养活自己是没问题的，但是他为了自己的虚荣心，非要讲排场，结果成了亲戚朋友们心里面的瘟神。只能说翁同龢这一辈子坚持了名在利前，永远把虚名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

常熟有哪些名人？急要他们的资料

源于姬姓，出自西周昭王的庶子，属于帝王赐姓为氏。

相传，周昭王姬瑕的庶幼子生下时双手紧握，别人怎么都掰不开，惟独周昭王去掰，应手而开。只见婴儿左手手纹象个“公”字，右手手纹象个“羽”字，合起来成个“翁”字，周昭王即赐姓翁，取名弘，成为翁氏始祖。

翁弘始居梁原城，后封任楚国左丞，死后谥号为端明王，墓葬梁原城五里，坟前华表、石犀、石象、石虎、石豹、石鹿等七十二件排列墓前两旁。梁原城在今甘肃灵台梁原镇，梁原离古时周朝初期活动区域周原、岐山及后耒建都的镐、宗周、丰不远，但因距今三千年了。

翁氏始于公元前1052～前1002年之间的西周昭王执政时期。周昭王是周武王姬发的曾孙，翁氏的始祖则是周昭王的庶子。如此一来，翁氏的来龙去脉，是更加一目了然。翁氏后人多尊翁弘为翁氏的得姓始祖。

扩展资料

翁在《百家姓》中排名第200位。

《百家姓》收集姓氏411个，后增补到504个，其中单姓444个，复姓60个。

《百家姓》用四言体例，对姓氏进行了排列，而且句句押韵，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，但对于中国姓氏文化的传承、中国文字的认识等方面都起了巨大作用，这也是能够流传千百年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百度百科-翁姓

百度百科-百家姓

北京宣武门历史地位

常熟八状元：陆器（唐开成五年，840年）、周虎（南宋庆元二年，1196年）、孙承恩（清顺治十五年，1658年）、归允肃（清康熙十八年，1679年）、汪绎（清康熙三十九年，1700年）、汪应铨（清康熙五十七年，1718年）、翁同龢（清咸丰六年，1856年）、翁曾源（清同治二年，1863年）。

仲雍 （生卒年不祥），又称虞仲、吴仲、孰哉。

言偃，字子游，又称叔氏。春秋时孔子学生，为孔子三千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。擅长文学，曾任鲁国武城宰，阐扬孔子学说，用礼乐等教化士民，境内到处有弦歌之声，为孔子所称赞。后人配祀孔庙，列入“孔门十哲”，尊崇为南方夫子。唐以后多次追封号侯、吴公、吴国公等。明嘉靖时改称“先贤言子”。清康熙时设置五经博士一员，由言偃后裔世袭。言偃为江南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。现常熟存有言子墓、言子故宅、言子专祠、言子故里亭等遗迹。

鱼侃（生卒年不祥），字希直，晚号颐庵。常熟人。明永乐进士。先后任刑部、工部主事，随都御史王监督漕运。崇祯年间，巡按路振飞为他书写出墓碑，称为“第一清官”。

光绪皇帝脾气有多暴躁

宣武门位于西城区南部。明、清时京师内城九门之一，后演化为地片名，泛指宣武门东、西大街，宣武门内、外大街附近。建于明代，初称顺承门，正统四年改称宣武。为内城南门之一。现泛指宣武门东、西大街；宣武门内、外大街交在正阳门西侧，与东侧的崇文门相对，为内城三个南大门中西面那个。在崇文门与宣武门的命名上遵循了古代“左文右武”的礼制，两门一文一武对应，取“文治武安，江山永固”之意。因为取武为意，城门守军训练用的护卫校场就设在宣武门外。

“崇文宣武各西东，拱卫神京气象雄。结束明清头一字，虽云附会亦天公。”

民国《都门杂咏》

这首民国年间脍炙人口的竹枝词，说的是明朝的崇祯，清朝的宣统，这二位爷都是亡国之君，年号的第一个字正巧是崇文门、宣武门的第一个字。

所以在民国时代的老百姓眼中，宣武门成了使清朝灭亡的门，换言之，这里也是结束中国封建帝制的最后一座大门。

宣武门最早在元代被称为“顺承门”，取自《周易》“至哉坤元，万物滋生，乃顺承天”之句，位置在今西单路口南约20米处。

明永乐十七年（1419年）拓南垣，至今前三门一线，城门随移，名称依旧；到了正统四年（1439年）加筑重修城楼，增建瓮城、箭楼、闸楼，改名宣武门。

宣武门与崇文门并列东西，为的是取“左文右武”、“文治武安，江山永固”的涵义。宣武门取宣扬武功之意。

宣武门城门面阔五间，通宽32.6米，进深三间，深23米。城楼为两层，连同城台通高33米。重檐歇山顶，灰筒瓦绿琉璃剪边饰绿琉璃脊兽很是气派。

如此煊赫重要的宣武门，自然少不了故事。

“宣武水平”

宣武门瓮城内有砖砌的五火神台。此地低洼，雨季时城内之水多从此经过，流出城外，日久看城门的兵士即以此砖台为记，适时开门宣泄城中雨水，如果水淹没了砖台，则水拥阻城门，无法开启，城内易遭水患。人们将此砖台美称“宣武水平”。

“宣武午炮”

1924年以后，北京的钟鼓报时声不再响起，取而代之的是在宣武门城楼上鸣炮报时。

据说首次鸣炮就震塌了附近的两间民房，还真是一鸣惊人。那时每日中午，放炮一声，声震南城，人称“宣武午炮”。由于鸣炮的开销太大，在延续了30年后，终告停止。

“宣武死门”

清代刑场设于菜市口，犯押赴刑场行刑要出宣武门。而当时北京的墓地也多在宣武门外的陶然亭等地，所以送葬的人也多出宣武门。因此宣武门又被百姓称之为“死门”。

刑部还在箭楼的西侧立了一座写有“后悔迟”的石碑。也留传下来了一句“刑部的碑——后悔迟了”的歇后语。

不过再恢弘重要的城门也都难逃一“拆”。

民国九年（1920年）到民国十年（1921年）修建环城铁路，宣武门箭楼被拆除。民国二十年（1931年），工务局又拆除宣武门瓮城。

解放后1965年拆除宣武门城楼，1966年修建北京地铁时又将宣武门城墙拆除，护城河填平，从此宣武门不复存在，变成了日趋繁华的十字街头。

在老北京，宣武的地位非同寻常，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地区都无法比拟的。

在老北京，无论出自文献文本，还是出自老百姓之口，常常会有城南和宣南的称谓，比如林海音先生的作品《城南旧事》。这里的城南有历史特有的能指，具体指的范围大都在宣武，而宣南的“南”，就是城南的“南”，二南同一，绝对不会让老北京人混淆。

在北京任何一个城区都可以有地理意义的南北之分，却都不具有宣南这样的历史文化意义之所在。

宣武之所以拥有如此厚重的意义，在于历史的馈赠。自明朝从南京迁都到北京，大运河的终点漕运码头，由积水潭南移到前门以南，以后又相继扩建了外城，一直到清朝禁止内城开设戏院，将戏院绝大多数开设在前门外，以及前门火车站交通枢纽中心的建立……这一系列的历史因素，造就了城南特殊的历史地位与含义。

以前门为轴心，辐射东西的城南特别是西侧宣武一带，曾经是北京城商业文化的中心，其历史的文化涵义，对于建设新北京保护老北京意义深重。不仅对于我，对许多北京人，城南和宣武乃至宣南，是一个情感深重的称谓，从口中吐出这个词儿，会有一种霜晨月夕的沧桑感觉。

称宣武文宣武和武宣武，是有道理的，这个道理也源于历史绵延的结果，是宣武这棵大树上结出的两种最有特色的果子。

先说文宣武，这里还要说历史。先不说别的，这里只说说会馆，说说会馆和宣武的关系。可以说，文宣武的文化，首先得益于会馆的建立。会馆文化，从某种程度而言，代表着宣武的文化，或者说促成了宣武文化别具特色和意义的发展。

明清时会馆大多建在前门外。那时的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大部，都设在前门内的东西两侧，只隔一道外城墙。外地人进京，无论是赶考的秀才，还是办事的官员，住在前门一带，自然方便一些。于是，各地举子或商人、官员，以同乡为单位，纷纷开始集资在这附近盖起大小院落，很像是如今的各地办事处，为的是藉有稽、游有业、困有归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。据说，前门一带会馆有140多家，毫不夸张地说，大部分在宣武。

如果现在来选宣武最著名的会馆，还真的有些为难了，因为著名的会馆太多，而且列举出的这些著名的会馆，大都不仅著名于宣武，同样在北京也是著名的。南横街的粤东会馆不著名吗？清末由广东同乡出资，买下康熙年间大学士王崇简父子的怡院一角，占地六亩，足够大的了。戊戌时期，保学会就是在这里成立，变法的风云人物康、梁等人都出入这里。民国元年，孙中山来京时的欢迎会，也是在这里召开的。想那时，出入这里的都是主宰中国命运的风云人物，个个心怀百忧，志在千里，且吟王粲，不赋渊明。

珠朝街上的中山会馆就不著名吗？当年被清诗人钱大昕赞美为 “荆高酒伴如相访，白纸坊南第一家”。清末被留美归来的唐绍仪（后在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时当过总理）买下，改建为带点儿洋味的会馆。民国元年，孙中山当了大总统，来北京就下榻在这里，一样地沾满了仙气和灵气。

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呢？当年康有为就是在这里起草万言书的，那该是何等的襟怀。想当年吴稚晖从天津大老远特地到这里，翁同龢从朝廷深院下轿到这里，更不用说戊戌六君子常常在夜深时分来到这里聚议。多少现在听起来如雷贯耳的大人物，都曾经和这里结缘，往来会馆间，搅动着中国近代史的风云变幻，又该是多么的让人神往，让人充满想象。

还有北半截胡同住过谭嗣同的浏阳会馆呢？粉房琉璃街住过的新会会馆呢？南半截胡同住过鲁迅的绍兴会馆呢？……这样的会馆真的太多。正是由于这样多的会馆汇集于宣武，才使得宣武的文化气息得天独厚，那么多的文化领袖都出入在这里的会馆之间。无论革 命舆论，还是，还是报刊业的发展，宣武都走在北京乃至全国的前列。宣武虽沾一个“武”字，但说宣武是文

宣武，当不是自夸，而是实事求是，是历史使然。

再说武宣武。宣武本身就有一个“武”字，前面再加一个武字，在我看来，和传统意义上的文治武功并不是一个意思。而应该特指它含有武术和功夫以及舞蹈戏曲在内的舞台艺术。从本质而言，这里的“武”字，是“舞”的同音变体，和文宣武的“文”字是一个意义上的并蒂花开对仗的两枝，是文化的另一种形式。也就是说，宣武从根儿上说，是崇尚文化和艺术的，或者说文化和艺术，是宣武的立身之本的两条最重要的根系。

宣武的这个“武”字所代表的艺术，主要来源于天桥和八大胡同两支。天桥所代表的是北京最正宗的草根艺术，撂地摊的艺人，个个有一手惊人的绝活儿，他们所创造的市井俗文化，至今拥有着旺盛的生命力，是北京的文化遗产。而八大胡同的历史真正面貌一直在被扭曲或遮蔽，是的，八大胡同确实一度娼 妓泛滥，但是，如果说八大胡同就是娼 妓的代名词或符号，起码是不全面的。从某种意义而言，它也曾经是中国京剧的重要发源地。

乾隆下江南之后，带回来四大徽班，是京剧繁荣的一个重要历史时刻。这四大徽班的主要演员，一开始都落户在八大胡同。首先进京来的三庆班，住进了韩家潭，以后，四喜班住进了陕西巷，和春班住进了李铁拐斜街；春台班住进了百顺胡同。号称清同光十三绝的主要名角，大多也都住在八大胡同一带，如四喜班的老板兼须生时小福，住在百顺胡同，春台班的老板兼须生俞菊笙，王瑶卿、姜妙香的老师陈德霖也都住在百顺胡同，俞振亭和他办的斌庆社住大百顺胡同，就连后来梅兰芳从李铁拐斜街的老宅搬出，也在百顺胡同里住过；在我国首拍**《定军山》的谭鑫培也在大外廊营盖上的西式小楼安居，那里就在韩家潭的身后。我猜想，大概是韩家潭百顺一带已经住不下，才另毗邻为居的，逐渐发晨到它们的。所以，后来有民谚说：“人不辞路，虎不辞仙，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。”这是对那些情景最为形象的概括。

和清末民初康有为、、鲁迅、李大钊那么多的文人志士聚集在宣武的会馆里，才有了宣武的文脉一样，如此众多且重要的京剧名角住在八大胡同，有历史的偶然和必然，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，这个意义，使得宣武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之脉，或者我们概括为宣武的武（舞）脉。

和天桥的草根艺术对应着，这一脉艺术则是中国最古老最高雅的艺术，当时是属于官廷和士大夫的艺术，可以说，是经历了八大胡同时代的历练，进而在大栅栏和珠市口等众多戏园子的演出，才使得这门艺术步入民间，并且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。谈中国京剧史，就绕不过宣武，这是宣武值得骄傲的资本。和它可以列数那些文坛叱咤风云的人物是宣武的骄傲一样，也可以尽说这样一批艺术大家名角，也曾经在宣武的地盘上，为宣武扬名扬威。

文宣武，武宣武，宣武如此丰腴厚重，应该格外珍惜才是。这种珍惜，不是简单的文化搭台，经济唱戏，不是直接地让历史成为今天的侍从和门童，而是要认真研究、仔细把握住宣武这得天独厚的文化与艺术的两根脉。它们是宣武支撑和发展的根，不要急于将它们挖出去当值钱的老人参来卖。

翁同龢的人物生平

说起光绪皇帝，人们更多的是对其报以同情。确实，光绪皇帝是一位悲情皇帝，4岁即位38岁病逝，在位34年空留一生叹息。不仅如此，连死后墓地都被盗掘不得安宁。

光绪皇帝确实值得同情，但很少有知道光绪皇帝脾气极其暴躁。如果大家翻阅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的日记，就会发现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。那个在今人看来清秀文弱的光绪皇帝，竟然有着完全与其不相称的另一面，“暴躁、偏执、骄纵、不满”。

当光绪皇帝年仅12岁时，翁同龢就发现他脾气之暴烈非同一般。翁同龢在其日记中记载了，仅从光绪九年二月到六月这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，他就六次脾气:

二月十五日，小皇帝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在后殿脾气，竟然“拍表上玻璃”，被碎玻璃扎得鲜血淋漓，“手尽血也”；三月十八日，“与中官闹气”，“扑而破其面”，把太监的脸打破了；五月初二日上课时摔破一碗；六月十二日，因发脾气踢破玻璃窗；六月二十日，“颇有意气”，“余等再入诤之始平”。

12岁的光绪皇帝脾气之暴躁，让作为老师的翁同龢很是担心，“圣性如此，令人恐惧”。那么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为何光绪皇帝脾气如此暴躁？

这就要从皇帝成长的周围环境去说起。末代皇帝溥仪曾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这样写道，“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，我脑子里便浮起一层**：琉璃瓦顶是黄的，轿子是黄的，椅垫子是黄的，衣服帽子的里面、腰上系的带子、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、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、裹书的包袱皮、窗帘、马缰……无一不是黄的。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明**，从小把惟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了我的心底，给了我与众不同的‘天性’。”

和溥仪一样，光绪年幼时就集万众宠爱于一身，所有人见他都要下跪，“抬头看皇上一眼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事”、“他性情急躁，喜怒无常，他手下的太监都不敢亲近他。他常常夜间不睡，半夜三更起来批阅奏折，遇到不顺心的事，就自己拍桌子，骂混帐。”

不仅如此，他的所有要求都会被得到满足。但是这也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，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，最后在畸形的环境中长大，再加上懂事后大权不在手，暴躁脾气由此产生。

举个例子，在著名的戊戌变法中，光绪皇帝为了有所作为，其暴躁脾气在此刻展现的淋漓尽致。戊戌变法中，光绪皇帝在103天里，直接下达上谕三百多条，其中在9月份的17天里，竟然下达了132件谕旨。戊戌变法从开启就注定了它的失败，光绪皇帝最终也成为一个悲剧皇帝。

常熟文化是怎样的一种文化？该如何理解？

清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（1830年5月19日），翁同龢出生在北京城内石驸马大街罗圈胡同寓所。四岁时随祖母张太夫人及母亲许氏由京师回到故乡常熟。翁同龢自幼禀性好学，通读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常熟县学游文书院。

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年）应院试考中秀才。

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，应顺天乡试中。

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，殿试一甲一名，考中状元，授修撰。

咸丰八年，典试陕甘，旋授陕西学政，后因病请回京城。

咸丰七年（1857年），被授予修撰，供职翰林院。以后被咸丰帝破格擢为乡试副考官，先后典试陕西、山西。

咸丰九年（1859年）一月，返京调养。二月，翁同龢从陕西起程回京。三月底，回到了北京。

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，擢升为赞善。典试山西。父去世回去守孝，期满，转任中允。授命在弘德殿行走，五日一进讲，于帘前说《治平宝鉴》，得到两宫皇太后嘉奖。累迁任内阁学士。母去世后，守孝期满，继续担任以往官职。同龢居讲席，每以忧勤惕厉，启沃圣心。当八年武英殿之灾也，恭录康熙、嘉庆两次遇灾修省圣训进御，疏言：“变不虚生，遇灾而惧。宜停不急之工，惜无名之费。开直臣忠谏之路，杜小人幸进之门。”上览奏动容。又圆明园方兴工，商人李光昭蒙报木价，为李鸿章所劾论罪。廷臣多执此入谏，恭亲王等尤力诤，上不怿。同龢面陈江南舆论，中外人心惶惑，请圣意先定，待时兴修。乃议定停园工，并有停工程、罢浮费、求直言之谕。 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，翁同龢奉旨在弘德殿行走，授读同治帝。

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，任刑部右侍郎。

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四月，皇上在毓庆宫致力于学，命授读，再辞，不允。随即迁任户部，充经筵讲官，晋都察院左都御史。迁刑部尚书，调工部。

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，云南巡抚杜瑞联就云南非法军费报销一事，派崔尊彝和潘英章二人携巨款赴京打通关节。崔、潘二人进京后在军机处、户部四处活动，最后以向军机大臣周瑞清、王文韶、景廉和户部经办司员、书吏行贿8万两为条件，了结此项报销。

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，廷臣争俄约久不决，懿旨派惇亲王、醇亲王及同龢与潘祖廕每日在南书房看摺件电报，拟片进呈取进止，至俄约改定始止。 光绪八年（1882）十月，廷命翁同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，翁同龢第一次出任军机大臣。翁同龢此次出任军机大臣，主要参与了两项重大政治活动。一是参与处理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；二是参与中法越南交涉事宜。翁同龢因曾国藩及李鸿章曾经检举其兄，因而终身与李鸿章有私怨。任户部尚书期间，处处刁难北洋水师。

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，法越事起，翁同龢主张一面进兵，一面与议，庶有所备。又言刘永福不足恃，非增重兵出关不可。旋与军机王大臣同罢，仍直毓庆宫。前后充会试总裁、顺天乡试考官，两蒙赐“寿”，加太子太保，赐双眼花翎、紫缰。尝请修墓，传旨海上风险，命驰驿回京，恩眷甚笃。

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，户部上奏，以海军规模已具和国家度支艰难为由，请求暂停海军向国外购买，致使北洋海军的发展就此停滞，落于世界之后。当时有一副讥讽对联描写二人：“宰相合肥天下瘦，司农常熟世间荒。”上联“合肥”指安徽合肥的李鸿章，下联“常熟”即江苏常熟的翁同龢。李翁二人的恩怨直接导致日后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的失利，当时英国人建议中国:“必添购快船两艘，方能备日制胜”，未料翁同龢不断拖延，两艘快船为日本购去，新日舰速度快、炮门多，其中一艘日舰“吉野号”成为甲午战争中击沉中国舰队最多的船舰。

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，翁同龢再任军机大臣，深得光绪帝信任。在甲午战争中，坚决主战。次年，清军战败，中日和议期间，翁同龢与李鸿藻极力反对割地，指出：“宁增赔款，必不可割地。”又联合俄、英、德三国谋阻割地，最终情势无法挽回。次年，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。

光绪二十三年（18年），以协办大学士，兼任户部尚书。 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，皇上开始召用主事康有为，议行新政。四月，朱谕且每於召对时谘询，任意可否，喜怒见于词色，”八月，发动，太后复训政。十月，又奉朱谕，革职，永不叙用。

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，卒于家，年享七十有五。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诏复原官，后追谥文恭。

古里

抗战期间，立志抢救古籍于滔天战火的郑振铎，偶见一部由“清常道人”手抄编定的元明杂剧。此前，传世的元代杂剧不过百种，而这部《古今杂剧》收录元明杂剧达242部。他欢呼这是“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的汉简的出世的”。

“清常道人”恰是常熟藏书楼“脉望馆”主人赵琦美的自号。

如今，赵琦美父亲赵用贤的宅子保存完好。门口柱子左右，悬挂着这么一副楹联：“一榻春生琴上月，百花香集案头书。”穷尽文人坐拥书城的诗意生活图景。

楹联的题写者是瞿启甲，铁琴铜剑楼的第四代主人。

铁琴铜剑楼

因为家中藏有一把唐代古琴和一柄青铜剑，瞿氏家族的后人将藏书楼由之前的“恬裕斋”更名为“铁琴铜剑楼”。这么一改，平添了一股豪气。

瞿氏家族的确心存豪气。

他们藏书，不计成本，不惜代价，精神劲头足，访书的气场阔达，正如他们掷地有声的豪言，“宁舍腴田百十亩，不弃秘笈一两橱”。

他们也读书，以研究者的姿态校对古籍，编订书目，畅游书海，让知识生长，让历史开花，让智慧延续。

他们更护书，太平军围剿清军，进入常熟，挨家挨户搜捕。面对刀枪丛林，文弱书生瞿秉清挺身而出，振臂一呼：“军中可有读书人否？军中可有读书人否？”让行伍之人亲眼见识了文人的刚。

铁琴铜剑楼广场

他们还献书，秉承“藏以致用”的理念，心里念着的是“书贵流通，能化身千百，得以家弦户诵，善莫大焉”。

新中国成立，瞿氏三兄弟遵照长辈的遗训，将全部收藏无偿捐献给国家。

郑振铎深表震撼：“先生们化私为公，将尊藏宋元明刊及抄校本捐献中央人民，受领之余，感佩莫名。”

涓涓流水，千回百转，一路欢歌，终归大海。

位于常熟古里镇的铁琴铜剑楼，历经二百余年的风雨沧桑，依旧巍然独存。

这里有两副对子历来广受推崇。一是“独鹤窥朝讲，邻鸡听夜琴”，一是“入我室皆端人正士，升此堂多古画奇书”。

题写者均为翁同龢。

翁同龢纪念馆

在清代，常熟人翁同龢是风云人物。他以藏书的方式续写着文脉传承的故事。

2000年4月，翁同龢五氏孙翁万戈和夫人，从海外携带翁氏精品藏书善本回国，由上海图书馆整体收藏。这批翁氏藏书，共计80种542册，其中8种被定为国宝级文物。

翁同龢故居正厅取名“彩衣堂”。其中堂所配对联温和而有力——“绵世泽莫如为善，振家声还是读书”。

读书这事、藏书这事，在常熟是一场没有接力棒的接力赛。

环城河春色

以藏书、护书、献书为己任的瞿启甲，曾经出任常熟县立图书馆首任馆长。当年他工作的地方，经过改建和修缮，现在是戴逸学术馆。戴逸将之命名为“衣山楼”。

常熟人戴逸总结自己的人生足迹，只是说：“我的一生是读书的一生，笔墨的一生。”

在戴逸学术馆开馆之际，他将自己收藏的15000多册图书捐献出来，让常熟的书香更浓郁、更醇厚。

“德润青史”，这是“人民艺术家”王蒙给戴逸的题词。

书画家侯德昌写的是“笔底纵横千篇作，茅屋犹存万卷书”。

从“宁舍腴田百十亩，不弃秘笈一两橱”到“笔底纵横千篇作，茅屋犹存万卷书”，由“自述”而“他评”，时间跨度上百年，彰显出常熟人在文化传承上的用心、自信与决绝。

常熟的文化积淀，熟透了。

位于常熟虞山街道环城东路上的虞阅书房，是一个城市公共阅读空间。有读者在卡片上留言道：“此时，我坐在小镇的虞阅书房里，落地大玻璃外有密布的树丛，书房里一排一排书寂静地守着，在沙发与沙发之间，流淌着柔和的音乐，谁能不爱这样的时刻呢？”

门外，书房的玻璃橱窗上赫然刻着一行字：立身以立学为先，立学以读书为本。

创新不忘传承，传承而不守旧。常熟人深谙“以古人之规矩，开自己之生面”的道理，并努力加以践行，让优秀传统文化俏起来、美下去。

凤禧文化艺术中心位于常熟尚湖湖畔。旗袍是这里的主打产业。这里推出一款“乔其书法纹样旗袍礼服”，面料上布满苏东坡的那首“花褪残红青杏小……”，汉字的形态、大小、深浅经过精细编排，古典的气息洋溢开来。

常熟有一家知识餐厅推出答题环节，如成绩尚可，就餐有折扣。题面五花八门，包括“以下哪道美食属于常熟特产”“马是怎样睡觉的”“清代从摹习古法掌握绘画基本知识的教科书是什么”等。

在这家餐厅，一个“小炒肉套餐饭”，由五花肉、杭椒、东北大米烹制，食材来自各地，于是菜单上配发的是汪曾祺的句子，“四方食事，不过一碗人间烟火”。

一个“蚝油生菜”，请出的则是杜甫《立春》中的名句，“春日春盘细生菜，忽忆两京梅发时”。

“常熟山上有只花升箩，三岁小囡也会唱山歌。山歌不是爷娘教，自肚聪明自己做。”常熟白茆山歌传唱了几千年。

白茆山歌

如何让传统山歌曲调焕发出新风？

传统山歌《隔河杨树着根青》，曲调冗长悠远、高亢苍凉，抒发着内心的悲伤，“叫我唱歌就唱歌，唱歌郎肚里苦楚多。六月里太阳似火，背心晒得赤乌焦”。

当代常熟音乐人综合运用现代音乐手段，对这首歌进行改编与创排：

“春天太阳暖洋洋，大地滋润禾苗壮。麦苗青青菜花黄，满园春色嗨起来。春耕号子应天响，布谷声声头上叫，绿水青山赛天堂，美丽乡村我家乡……”

“春天山歌”，是这首歌的新名字。

古琴

常熟素以“红木之乡”闻名，苏式木作成为高雅的象征。常熟市东方红木家具艺术馆馆长姚向发奇想：为何不将乡贤《富春山居图》以木雕的形式加以还原？

2015年春天，海峡两岸木雕工艺师联手，开始在上等的花梨木上劳作。20多名工艺师分别用透雕、镂雕、阳雕、阴雕等不同手法，化皴为刻，以刀代笔，刀工紧随黄公望的笔锋，将平面的《富春山居图》转化成红木木雕的半立体场景。

“两岸木雕师共同创作木刻版《富春山居图》，进一步让黄公望的经世之作，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引导者。”台湾三义木雕理事长蔡仁福说。

常熟古琴艺术馆

如今，黄公望主题两岸文创设计大赛已经举办三届。观摩以往的获奖作品，发现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在两岸青年学子的手下被创造性地激活。比如说——

一组名为“山”的调味罐系列，以调味罐架的把手、罐身和浮雕，分别与黄公望浅绛山水的三要素轮廓、皴法、渲染相对应，述说着深邃而悠远的意境。

虞山蝶椅是一组具有现代感和实用价值的蝴蝶凳，灵感源于中国传统家具“蝶几”中的“开与合”概念，并将常熟虞山的自然形态融入椅子的线条走势之中。

“熟在养人”

方塔

虞山东岭有言子墓，周边草木葱翠，乾隆题写的“道启东南”石坊自有威严。

常熟人言偃，字子游，在《论语》中时常露面。孔子曾说：“吾门有偃，吾道其南。”而言偃也被誉为“南方夫子”。

《史记》中记载：“子游既已受业，为武城宰。孔子过，闻弦歌之声，孔子莞尔而笑，曰：‘割鸡焉用牛刀。’子游曰：‘昔者偃闻诸夫子曰：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。’孔子曰：‘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，前言戏之耳。’”

9月28日，言子旧宅经过修复正式对外开放，成为展示言子思想底蕴、精神风、儒学文化的重要场所。

常熟在保护言子思想的物理空间，也在拓宽言子思想的精神空间。

环城河畔

出生于常熟市支塘镇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青莲，是一位无机化学家。他说在家乡读小学时，校长是位秀才，因为“廉明谦和”，为学生所崇敬。而学校的环境清静、优美，“运动场的一边种有四棵整齐挺拔的梧桐树，象征着为人也要那样正直高洁”

母校校长的为人风范和家乡四棵梧桐树的身姿，参与了张青莲的人生成长和思想成型。

9月20日，“脊梁——庞薰琹的艺术强国之路”展览在常熟美术馆开幕。这位从虞山脚下走出去的美术家早就宣告：“美术也须从象牙之塔中走出来，走上十字街头。”

展览有部分内容是他到贵州80多个苗族、布依族村寨进行实地调查的成果。他说：“少数民族都比较单纯，善良，内心是美的，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内在的美。”

常熟人就善于发掘和呈现一种“内在的美”。

南城初雪

4月27日，常熟为散文诗歌集《寒窗孤梦》举行首发式。这本新著的作者高淳，出生于年，自小患有先天性肌弛症，行动受到严重阻碍。但他用唯一能动的右手食指控制鼠标，进行文学创作，字数已经超过340万字。

“好书就像一颗颗闪耀在黑暗中的明星，它们能给失望的人们带去点点亮光，让美好的希望撒遍江河大地。”高淳说。

画家姚新峰也致力于寻觅江河大地“内在的美”。他生活的常熟市海虞镇，曾经有不少渔村。他经常跟渔民打成一片，感受他们的日常点滴。

姚新峰时不时把自己的画给渔民兄弟看看。他们都乐了：画的不就是眼前的这个景吗？就这么一个景，画到画上怎么那么好看！再好好看看这个景，还别说，的确挺好看！

位于昆承湖西路的中国常熟世界联合学院，鼓励来自全球上百个国家的学生养成用心观察的习惯。

世界联合学院

2018年9月，虞山书院在这里揭牌，始建于元代的“文学书院”再度重生。书院设立中国项目中心，旨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撒向全校师生的心田。

书院面积总计3800平方米，为典型的江南水乡民居建筑，粉墙黛瓦，兼具庭院、水榭、亭台等苏式园林传统建筑元素。

“学术正人心自淑，教化行风俗斯美。”这是虞山书院学道堂门口以篆书写就的楹联，可视为常熟在文化传承上的一个总括、一个昭示。